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有一面由千种教材“砌成”的“教材墙”，上面的教材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套凝聚着全国百余所高校、万余名教师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38家出版单位心血的教材，因在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热潮中诞生而具有特殊意义。
回想20多年前参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的情景，该套教材编辑出版亲历者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张增顺有些激动：“这套教材在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来制定‘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套教材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出版故事呢？
高等教育出版社能够抓住“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选题，与时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于国华果断拍板有关。1995年，原国家教委启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以下简称“教改计划”），其目标成果之一是在世纪之交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当得知该教材出版启动资金难以落实时，于国华敏锐地意识到，这对以出版高等教育教材为主且密切关注、积极参与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高教社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国华当即决定由高教社先行提供启动资金，并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出版作为社内一项重点出版工程。
“以当时高教社的条件，一下子拿出一大笔资金支持这个教改项目并不容易。可是高教社认为，这个项目对国家教改及高教社未来发展意义重大，于是高教社仍然克服困难全力以赴，此后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张增顺说。
出版任务虽然接受了，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如何加快“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速度。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之后，高教社决定制定一个考核激励方案，即在年终分配时，单设一部分资金，用于专项奖励“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项目团队和人员。
此方案现在看来是“小儿科”，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有效地解决了组稿、编辑、印制3个问题。据张增顺介绍，那时候奖金数量很少，一个图书品种只能奖励2000元，分3个环节奖励。第一个环节抓选题。只有盖上高教社总编室的印章，并经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审核通过且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审核表上加盖了印章，凭这两个章，年底才可以就每种选题奖励编辑800元。第二个环节抓发稿。选题审核通过后，编辑把稿子组来并高质量地按时编辑加工完毕，经三审审核发排后，每本书稿奖励编辑800元。第三个环节抓出书。编辑发稿后，加快图书出版，每部书再奖励编辑400元。
这种激励方式花钱不多，计算简单。张增顺说：“大家觉得这种奖励直观，年底编辑只要拿出几张审核表，乘以800元；再有几张发稿单，又乘以800元；见到几本样书，再乘以400元……”
激励效果显著，运作了两年后，到2000年5月高教社正式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便达到200多种。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至2002年达到636种，占全国38家出版社总计出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930种的68.4%。也是在这一年，规模宏大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项目，在高教社主导下圆满结束。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由国内专家学者花费巨大精力编写而成，是众多参编者及高教社编辑、设计、印制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10余年过去，“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产生的“蝴蝶效应”，验证了那句“以大项目促进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观点，并不是纸上谈兵。
张增顺认为，这个项目的实施对高教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一，“教改计划”涉及全国100多所高校、1万多名教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出版，使高教社的社会地位和品牌知名度迅速提升。其二，加快了高教社各学科板块发展，特别是促使一直徘徊于专科教育、成人教育、电视教育领域的文科教材板块，正式进入全日制高等教育本科领域。其三，为高教社积累了不少经典教材资源。比如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清华大学教授范钦珊等主编的《工程力学》等，时至今日仍被高校广大师生奉为圭臬。其四，锻炼了高教社编辑队伍。编辑与作者共同研究教材内容安排、编写体例、框架结构，无形中提高了编辑的教学服务能力。
今天，时光已过去21世纪的近1/5，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并没有成为过去时。记者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看到，不少国家级规划教材上仍印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标识，这意味着该套教材在新中国高等教育教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依旧。
